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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医三院神经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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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报道

 
樊东升:志在攻克MND
/白瑜
《神州学人》2004年第8
 
 
 

 “这个病人远道从外地来,就是希望经过我们的检查进一步确诊。既然我们在检查中已经发现有四五处临床表现不支持原诊断,作为一名医生就应该引起重视。可以从教科书或者网上查找资料,充分检索,破解疑点,获得正确的诊断。否则就容易漏诊,或许还会因此放过一个新发病例。同时,盲目地认同原诊断,不但是对病人的不负责任,而且也不利于自身水平的提高……”

这是20045月的一天,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神经科一次例行业务会,大家在对一位由外地来的被诊断为多发性硬化的患者在进行病情讨论。正在发言的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神经科主任、运动神经元病专家樊东升教授。樊东升对工作的一丝不苟和对年轻医生的严格要求,由此可见一斑。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知樊东升是目前全国唯一以运动神经元病为自己的重点研究领域,在全国神经科学界独树一帜的首席专家,并且也是一名留学回国人员时,欣然前去采访。 有资料显示:MND即运动神经元病,是一种选择性侵犯人运动神经元的进行性恶性神经系统变性病,在临床上的表现有时与很常见的颈椎病类似,死亡率极高,通常2~5年后的死亡率高达80~90%,因此,这是一种恶性程度远高于很多恶性肿瘤的不治之症。该病发病率约5/10万。据此推测每年我国新增病人达7万人,由于主要好发于中年人群,所以社会危害性极大。 世界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黑洞理论创始者斯蒂芬•霍金是该病的患者,一直瘫痪在轮椅上。这种病的发现已经有120多年的历史,它最残酷之处是即使到很晚期,仍然头脑清楚,思维不受任何影响。迄今没有任何有效的方法能够治愈该病,甚至没有任何方法能够终止它的不断恶化。揭开MND的谜底,彻底攻克这一世界难题,是全世界神经内科专家所共同面临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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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里的一天,我来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神经科采访樊东升。

一见樊东升我忍不住笑了:他外面穿着白大褂,领口露出雪白的衬衣、很规矩的领带,特别是那彬彬有礼的样子,如同我印象中的大部分留日学者。所以,我脱口而出:“如果我事先不知道你是留学日本的,一看你的模样我也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樊东升一愣,还没明白我的意思,待我解释了我对各国留学人员的印象时,他也笑起来并且放松了许多。

樊东升说,像老年痴呆病、帕金森病一样,运动神经元病也是一种典型的神经变性疾病,简单来讲就是神经细胞不明原因地死掉,运动神经元病是脊髓和大脑的运动神经细胞不明原因地死亡,病因迄今不明。研究普遍认为MND与神经营养因子缺乏有关,这是近年来MND病因学研究的主要进展之一。

其实,樊东升早在攻读硕士阶段就开始了对MND的关注与研究,他的毕业论文“胸锁乳突肌肌电图在MND诊断和鉴别诊断的意义”曾获得国家卫生部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论文在国外杂志发表后,被多次引用,有关结果也被收入高等医学院校《神经病学》教科书及我国新近颁布的MND诊断标准之中。但是他在日本留学时,由于日本导师是研究帕金森病的,所以樊东升只好凭着自己在相关资料上的了解,按导师的要求研究帕金森病。即使在那一段时间里,樊东升也没有停止过对MND的关注。由于对于帕金森病的研究治疗已经取得了明显的突破,而MND的研究与治疗在当时还没有任何进展,喜欢挑战的樊东升回国后决定将自己的研究领域确定为MND

樊东升的“863”课题,主要研究使用腺相关病毒载体共转导四种不同作用源的神经营养因子基因。首先通过离体细胞模型验证多基因共转导的有效性,再使用所制备试验动物模型为对象、以肌肉注射为基因转移手段,通过分组模型动物的疗效比较,寻找各载体组合的最佳疗效比例配方。

干细胞作为一种具有较强自我更新能力和多项分化潜能的细胞,近年来在细胞治疗和基因治疗的可能性用途方面也引起了医学界的普遍关注。研究发现,把神经干细胞直接移植到成年鼠脊髓损伤部位,可以明显减轻脊髓损伤所导致的神经功能缺损。基于这样的事实,樊东升的“211工程”课题就是试图通过对MND动物模型椎管介入干细胞移植治疗效果的研究,达到最终在临床上开展经椎管介入MND干细胞治疗的新技术,以寻求MND临床治疗的重大突破。临床采用这一技术治疗,对病人损伤小,可以反复多次进行,所以,不仅对MND,也包括对老年痴呆症、帕金森病等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疾病的干细胞治疗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实用意义。 目前,樊东升的有关基因治疗和干细胞治疗研究已经与国际上基本同步,并取得了初步可喜的进展。最近,在一个中国MND家系中发现了一种新的基因突变位点,部分患者在治疗研究方面获得了较好的疗效,同时,作为一名研究治疗MND的专家,樊东升正在积极参与筹建“中国MND协会”以帮助更多的MND患者及其家属面对这一灾难性疾病。

樊东升是有着极强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工作者,采访中他谈到,美国和欧盟唯一批准治疗MND的一种药物“力如太”(仅可延缓该病的发展),费用4700/月,以全国每年新增5万病人计算,仅药费支出就达到282亿元。而这一数字,无论对于病人及其家庭还是对国家,都是一笔天文数字;另外,MND主要侵犯40~50岁的中年人群,而这一人群是社会及家庭的支撑者,对这部分病人治疗方法的任何进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正因为如此,有的时候,病人及其家属对这一疾病的研究进展关注程度非常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们在推动着我们的研究,”樊东升对此深有感触。

樊东升很忙,即使在接受采访,他也没有停止自己的工作,所以,采访他的地点时而在他的办公室,时而在病房里。在病房里,看他亲切而又仔细地询问患者病情,抚慰那些被病痛折磨得苦不堪言的病人,我更多地了解了樊东升。

樊东升的籍贯是江苏镇江,本人出生在山东。因为父亲是一位军人,他自幼随父亲、母亲“转战”全国各地,所以,说起他小学、中学就读的学校可以排出一串儿。大学考入第三军医大学,本来顺理成章可以成为一名军医,但是大学毕业后他考入北京医科大学读研究生,之后,又赴日本留学,在日本自治医科大学研究生院毕业,获得博士学位。结束了在日本自治医科大学两年的博士后研究,他回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神经科,做了一名医生。从神经科的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到神经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几年来,变化的是樊东升的职务、职称,不变的是他平和、谦逊,不事张扬的为人与性格。

曾经有一位留学人员说:“海归了,一味崇洋,不好;海归了,骂一通留学过的国家,也不恰当。这是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在这个互相包容的全球化的进程中,留学的经历很宝贵。”我们的话题,自然少不了关于留学那段经历,尤其令樊东升感动的几件事,如今仍珍藏在他的记忆中。

留学的感受因人而异。樊东升认为,留学,不仅使他学到了先进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感受到了普通日本百姓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友善之情。

在日本留学时,一次刮台风,樊东升在去实验室200多米的路上,整整走了约半个小时,到实验室后,雨伞已经被拧成麻花一样。当时,整座大楼里只有他一个人。当台风减弱之后,以“工作狂”著称的日本导师第一个到达实验室后,看到樊东升早已经在专心致志地工作了,脸上露出惊谔和敬佩的表情,连声说:“真了不起!真了不起”并一再嘱咐他,要注意身体,关爱之情溢于言表。

在日本期间工作很繁忙,吃饭一般就在食堂随便要一份套餐,吃过之后又匆匆回去工作。樊东升本来就不是个体格强壮的人,加之工作量很大,人瘦得比较厉害。一位在病房中结识的日本老人看到以后,非常关心他,每天都在自己家里做好许多好吃的,默默地放在樊东升的宿舍门口,一连数月。他每天回到宿舍都看到这些好吃的东西,身在异乡,内心非常感动。因为每天要工作到很晚,樊东升一直没有机会再遇到那位日本老人。他希望有朝一日能报答那位日本老人……

日本科学家严谨的科学态度,特别是导师的言传身教更是让他获益匪浅。

回国以后,樊东升无论是带研究生还是在他领导的神经科里;无论是研究还是临床,每一个环节他都严格要求,包括建立医疗档案,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不容许有丝毫的马虎。因为从自己多年的临床实践中他总结出:一些看似常见的细节,往往会“隐藏”着重要的发现。 互相协作的团队精神是樊东升留学的另一重要收获。平时工作中,樊东升注意培养全科的凝聚力,所以,他领导的神经科获得了北京市和全国“青年文明号”双称号。

樊东升将自己的留学收益变成了全科每个人的收益,留学的效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留学期间,由于樊东升出色的表现,赢得了日本导师的赞誉,也因此樊东升与当年他在日本时的研究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那里,已经成为神经科的国外“培养基地”,而且,凡是去培训的人的全部费用都由对方承担。当我采访时,樊东升告诉我,目前有两个人在那里进修。这也应该是樊东升留学的收获之一。

说起目前的困难,樊东升认为首先还是经费的问题。没有经费,研究无法开展,而申请到的经费又不能及时到位。其次是要求课题完成的时间特别紧张。年初拿到课题,年底就要成果。一项研究成果的诞生总是要遵循一定的科学性和规律性,不能想当然。更何况,课题批下来了,经费至少三五个月甚至半年才能陆续到位,你才能开始做,怎么可能年底出成果…… 其实,这是很多留学回国人员都面临的问题,中科院路甬祥院长认为:这也是一个历史过程。社会进步了、文明了,然后从公众媒体到决策者,对科学的理解、发展了、深入了,自然耐心也有了。所以他觉得一个发展中国家,往往普遍地是要求科学家,能够更快、更早地产生成果,而一个发展起来的国家呢,它往往宽容度就增加了,耐心就提高了。他觉得这的确是一个社会、经济、文化进步的过程,中国正在经历这样的过程,路甬祥院长还认为,如果回过头去看,现在比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对科学的理解跟宽容度要好多了。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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